国际近红外光谱技术的发展 （三）
国际近红外光谱技术的发展 （三）
-及我怎样走进近红外的几个小故事
龚伟
作者简介：龚伟，女。1977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化学系，1989年毕业于休斯敦大学化学系，获分析化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近红外光谱NIR和化学计量学研究。先后就职于休斯敦大学化学系、Warner Lambert-Park Davis (现辉瑞)、Uniqema International、CRODA International等公司。曾担任美国 NIR application Consultants Inc.主席、英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CI）资深科学家等职务。国际分析实验室管理人员协会（ALMA）等学术组织会员。现任江苏大学客座教授，定居荷兰鹿特丹。
1995 年 的国际第七届近红外光谱学术会议（7th ICNIRS）大会是在加拿大的 Montreal举行的。 我代表我们公司参加并在大会发言，我们发表了题为A chemometricapproach: evaluating important parameters in the near infrared in-linecalibration（Vincent A.L.Wortel and Wei G. Hansen）的论文。
就在这次会议上， 我有机会结识了Dr. Henry Buijs. 他就是我上一篇“国际近红外光谱技术的发展 （二）”里所提到的ABB 傅里叶转换红外光谱仪器 公司的创始人, 当时的他也是ABB公司的总裁。他自己也是近红外光谱专家，与Dr. Norris, Ed Stark and Peter Griffin etc. 都是同一辈人。美国送上月球的近红外光谱仪就是ABB FTNIR 3000，由于它原来是军用产品，ABB FTNIR 3000在的市场的公开销售是2003 年才批准的。现在在中国市场常见的应是它的 “OH Value Analyzer” 。 Dr. Henry Buijs 是我的一个特别的朋友，一个常常亲自上第一线的总裁。 他对客户的关照是无人比肩的，他的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使我终生难忘。 我记得在90 年代后期，为了解决一台ABB仪器的硬件问题， 早晨我从我们在美国东北部一个分公司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下午就从加拿大赶到我们在美国Delaware 的分公司了。一个做科学家的人也可以同时做市场是不多见的，我是真的是被他感动了，我决定在我们二十多 个分公司的实验室中推荐他的仪器，后来使用ABB的OH Value Analyzer 的仪器就有二三个分公司的。几年前他的妻子不幸去世，Dr. Henry Buijs就退居幕后了， 现在他的儿子Thomas Buijs 应该是ABB的技术总裁。
近红外应用研究在外国跨国公司的发展之路-我走过的路
我 1991年加入“联合利华”的化工公司“联合凯玛”公司，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前几年主要是组建分析化学研究发展总部，同时开始组织公司的近红外的团队。很幸运的是我是在荷兰，荷兰人以直率坦白著名，没有很强的种族歧视。我的第一个上司是Dr. Hans Gielen。一个化学博士， 当时的公司研究发展部主任。他是个性格开朗直爽，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敢于做决定和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一开始就大胆支持我的工作，从不含糊。没有Dr. Gielen, 就不会有我和我的团队后来的成功。现在我们都离开联合凯玛公司几年了，始终还是好朋友。见照片（1）， 这是去年十一月我和他们夫妇的合影。
1997年是我们“联合利华”的化工公司“联合凯玛”公司分析研究发展部有很大成就的一年。我和我的同事们发表了许多篇不同的分析技术方面的科学论文。这一年也是我们近红外应用研究突飞猛进的一年。其中除了有关近红外应用的论文“Developing a Robust sampling and measuring unit for at-line NIRAnalysis of Esters” 在国际近红外杂志“Journal of 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 （J of NIR , 5(3) p149-15, 1997）发表外，从1996 年开始， 除了公司的日常工作，我们还和荷兰两个大的化学公司，DSM 和 Akso-Nobel 一起探讨近红外光谱在聚乙烯化工生产上的应用。集中研究了近红外光的穿透光路和反射光路是怎么走的，到底在不同的样品中穿透力有多深等等，很忙。最后我们的部分结果发表在1998 年的国际“ApplySpectroscopy” 应用光谱”杂志上。题目是“InformationDepth of Vis-NIR Light in Polyethylene Films Using Transmission and ReflectanceMeasurements”， Applied Spectroscopy，Vol.52, N. 6, p. 863 – 868, February, 1
照片（1）与Dr. Hans Gielen和他夫人合影， 2014 年11 月
同一年我们做了好几个化工合成产品在线分析的实际应用，所以 1998 年我和我的同事还在“国际分析化学杂志，EDP科学”（Wiley-VCH）Vol.26, N.4, p38-46, 1998, 发表了题为“NIR Calibration in Practice”的论文。
1997 年的国际第八届近红外光谱学术会议( 8th ICNIRS) 是历届近红外光谱学术会议中参会人最多的几次之一，有大概450 左右的代表参加，这次大会在德国的Essen 举行。 由我的朋友德国Essen 大学的Prof. Dr.H.W. Siesler 主办的。可能是由于以上几个忙的原因吧，我和我们公司同事们没能参加这次在Essen举办的“国际第八届近红外光谱学术会议”。
谈到在外国大跨国公司推广近红外光谱应用，我曾在今年九月在北京的短训班的讲课中说过：最难的不是用化学计量学解析光谱，也不是用化学计量学做模型，有大专学历以上的任何人，经过一到两星期培训，加上有如今的先进仪器和电脑操作软件，更有玩着电脑长大的新一代，没有一点问题。
那什么是最难的呢？是“人”。这是一个大家都忽略，或者看不见或者是不愿看见的事，因为它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领导的支持和整个公司其他所有团队的配合。说白了，是个管理的问题。做近红外工作的人，大多数是科技人员，不大会做人的工作，（当然也有例外的）。但是，和任何新生的东西的诞生与发展一样， 就象一棵嫩苗的成长需要阳光，营养和水分，新技术需要扶持，信任和关心。
说两个小故事。我做近红外光谱技术在公司生产线的推广，也并非一帆风顺的，刚刚开始就得到公司管理生产的资深副总裁的公开反对。西方人直白和中国人的含蓄完全不一样，荷兰人的直接了当更是全世界有名的。他们一点儿不会给任何人留面子的。记得 1992 年一天早上，一给个子起吗有一米九以上的大男人突然出现在我的实验室的小办公室里，头戴蓝色安帽，一身操作工的蓝色工作服。一边堵着门（他个子真是太高大，我的小办公室的门对他来说实在太小了！）一边高声喊：我听说有个叫Wei Hansen的人在你们这里工作，他是谁？他胆子太大了，他人在哪里？把他叫过来见我！我并不认识他是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好象对我很不高心。我只好站起来说了一声，”I am Wei Hansen”。他明显有点淮疑，”Are you really Wei Hansen?” 我说”Yes.” 他又看了我一眼，”You are a girl!” 我回答”Yes. I am a female” 。他声音仅低了几秒钟，但是这接下来他的声音却更大了，从头骂到尾，说我胆大包天，敢对大家介绍一个所谓的新分析技术近红外，根本没有保证，是愚蠢的， 敢把公司生产质量当儿戏，等等。这一骂就是半个多小时，看到我的情况，同事们都吓坏了，跑的远远的， 我感到这可能不是个一般人。但是当时我内心想，管你是谁，有事你跟我老板（R&D manager）去说， 骂我干吗？我坐着低着头看我的图谱，一声没啃。等他骂够了， 我拿着我的图谱往外走，到门口时我说了句“对不起，我要去看仪器。”就从他身边挤出门了。他这下更火了，在我身后高声问：“你敢走！你不认识我？我是Hans Hoyng!” 我那时刚从美国的医药公司pfizer到荷兰的联合利华工作才一年，我想反正我认识的人有限, 就是不认识你怎样？他大喊道：”我在和你谈话，你敢走？”我回了他一句：”你在骂人，不是谈话！” 他一楞，然后一边走， 一边嘟囔着要他秘书找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谈话。这就是我和Mr. Hans Hoyng ,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Unichema 第一次的见面经过。
人常说：不打不成交，此话有道理。在外国大公司做事， 很多时候一定要经得起他们的见面三斧头，特别是女性。因为我没被他的大男人主义吓着， 他后来反而非常尊敬我。在他看到推广近红外光谱技术给公司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和效果后，他对我以后的工作支持是无以复加的，常常在国际分公司总经理生产会议和国际工程师的会议上让我们做介绍，公开支持我们近红外团队及分析部门的其他的工作。除了当时分管科研的副总裁 (Dr. Richard Miller) 和管生产的Mr. Hans Hoyng 外，我也同时得到公司其他高层如总裁 （Dr. John McAdam）和所有副总裁的支持。这为我们下一步把近红外光谱技术推广到分散在世界二十多个分公司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各个分公司赢得了时间，基金和支持。而每个工程师的团队对我们的支持更是实打实的，要在生产第一线安装近红外仪器或在线分析，单靠实验室的人能做到吗？我对所有工程师团队的配合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谢谢他们！更重要的是总部的近红外团队，前后总共3-4个人，但是承担了整个公司和各个分工司一二十台近红外仪器的建模，模型更新和日常仪器校正和维护的工作，还写了多篇近红外的论文，常常出席国际大会并发言，他们前后是：Vincent, Sophie, Marcel and Nico and Henkjan. 这是一个真正过硬的团队。我为他们自豪！
在多年的工作中，我和Senior Vice President Mr. Hans Hoyng常常为工作问题的分歧而争吵，这在公司是众所周知的。但事后就和没事一样，多年后一直互相支持。 这种大家都为公司做贡献的精神是真挚的工作和合作的基础。可惜Mr,Hoyong 英年早逝，62 岁就因病去世了，公司失去了一个真能看大局，真能抓生产的老总，一个可信赖的生产技术的领头人，我也失去了一个真正的朋友。
下面的故事也是发生在90 年代的事。请看照片（2）这是我和马来西亚分公司实验室的一位技术员的合影。为了改变马来西亚的分公司实验室的分析技术的落后状况，也为了推广近红外光谱分析，我和分公司总经理很努力地在马来西亚人才市场找到了严小姐，一个华裔。严小姐当时刚刚大学毕业。我把她接到荷兰的总公司的分化研究发展部来培训了三个月。不仅为她培训了了化学分析，色谱，光谱和其他分化的仪器分析方法，还特地教了她近红外光谱技术。当时的马来西亚和前几年中国的工业发展情况有些相似，懂点新技术想换个工作易如反掌，工资马上翻倍。我的本意是希望她能忠于公司一点点，能为联合凯玛公司做一两年贡献，她也一口答应了我的要求。这张照片就是在我和她谈话时拍的。没想到她回马来西亚后，只待了两个月就离开了联合凯玛分公司，加入了公司竟争对手的公司。因为他们付给她的工资是联合凯玛分公司付给她的工资的两倍！
我并不反对年轻人往上走，有上进心。但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中国人几千年的道德品质。她到总公司来培训了三个月，特别近红外是新技术，对她来说是本钱，但是她没有做一点工作就走了，能对的起自己的良心吗？这对公司的人员投资是多大的损失啊！后来听说她再也未得到什么新的提升， 因为近红外进门好象很容易， 真正做好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她只学了一点皮毛就走了，新公司已看出来她根本不懂多少，对她也就仅此而已了。
这件事也是我后来决定分公司都只会操作近红外仪器，由总实验室近红外团队控制近红外模型的原因之一。总而言之，近红外光谱和模型能否在一个公司或单位长期使用，经久不衰，“人”是主要因素。因为机器是靠人使用的吗！
我与马来西亚的严小姐，摄于1996 年她在荷兰培训时
下一篇我会就国际近红外最新的发展方向谈谈我的看法。
2015.11.14于荷兰
